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虽然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有权利看到有关文件和参加有关会议，但彭德怀却总是请假而没再出席过公开的会议。就连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阅兵，彭德怀也请假没有参加。但他“缺席”这次“七千人大会”却颇为奇怪。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按理说，这正合彭德怀之意，他应该踊跃参加，并且积极发言才对。事实上，彭德怀也确曾准备参会。1961年12月17日，彭德怀正在自己的老家，湖南湘潭县乌石公社为民大队进行“农村调查”，这天，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向他转达了中央将于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即“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对此，彭德怀在第一时间就表达了自己的参会意愿，他当即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个会议很重要，回去吧”。经过一番简单的准备，彭德怀于12月21日便离开湘潭回到了北京，此时，距“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还有整整二十天的时间，而彭德怀原计划为期三个月的农村调查也才刚刚进行一半！可见，彭德怀“归心似箭”，参会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的，可为什么他最终与大会无缘呢？这个问题很敏感，只能先提在这里，下次再择机详述。
彭德怀虽然没有参会，但会议材料还是送给了他的。当彭德怀从会议材料上看到了刘少奇的上述讲话内容后，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对杨尚昆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我郑重声明，没有此事。”对刘少奇直呼其名，其愤懑可见一斑。
接下来，彭德怀又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向中央写了一份长达八万字的书面材料。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彭德怀翻案书”的《八万言书》。另外，彭德怀在受审查期间也曾写过若干自传性的材料。由于上述材料多有重复与交织，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将上述材料进行了合并整理，定名为《彭德怀自述》予以出版。
由于上述材料的部分内容主要来自于彭德怀的记忆，难免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而且，有的还是缺乏旁证材料的“孤证”，所以，对该书中某些内容的准确性，学界一直存疑。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与彭德怀谈话时对他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等问题。
1965年9月11日，中央书记处的一位负责人代表中央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央决定增派他担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第三副总指挥”的决定。但彭德怀以自己犯了错误，说话没人听，而且自己不懂工业为由婉拒了。针对彭德怀的不满，这位负责人回答说：“别人的批评会不切合实际吗？你现在翻案翻不了，也翻不动，还是下去好好工作吧”。从这位负责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对彭德怀是有“看法”的，尤其是对他的“翻案”更是有些生气。
但不久，彭德怀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十天后，9月21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在复述了自己不宜到“三线”工作的理由后，提出到“更小的地方做点基层工作”的要求，但同时表示，自己最终服从中央对自己工作安排的决定。
应彭德怀的请求，毛泽东于9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和彭德怀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次谈话分两个阶段进行。从早上八点半到中午时分，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单独交谈，然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赶来参加了第二阶段的“集体”谈话。
关于毛泽东与彭德怀这次单独谈话的内容，除了彭德怀在日记中根据记忆写下的“追记”外，没有留下其它任何文字材料。
据“追记”记载：彭德怀曾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及，自己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曾做过“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等三条“保证”，毛泽东回答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
正是根据“追记”中的这段原文和其它一些情况，有些人对毛泽东是否对彭德怀说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提出了质疑。认为：
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句话不太符合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一贯态度。固然，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他人无从得知，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毛泽东的表态一定不是随性而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非常慎重的。因为，这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个人之间孰是孰非，谁胜谁负的问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毛泽东真的认为彭德怀拥有“真理”，过去对他批错了的话，应该会在其它场合有过相同或相似的意思表示。但事实上，从庐山会议结束，一直到毛泽东去世，都不曾见他在其它任何场合有过类似的表态！就连彭德怀本人也没有口头向别人透露过毛泽东曾说过如此内容的信息！
1965年10月16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召集西南局李井泉、程子华、李大章等人谈话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过去的问题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建立威信”。注意，毛泽东的用词是“既往不咎”！而并没说彭德怀是正确的！这一切都说明，关于“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的说法是一个没有任何“旁证”的“孤证”！相反，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明确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就在与彭德怀谈话后不久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也曾对陈伯达等人说过“《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一切都看不出毛泽东有“真理在彭德怀一边”的看法。而且，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接受批斗后，直到1974病逝，他曾数次提出面见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应……这都反映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看法是一贯的，不曾发生过改变。
二、从“追记”原文所展示出来的口气看，很明显，“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句话是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的，而后文中，“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些名堂来”这句话，则显然是毛泽东对着彭德怀以外的其它人所言的。而且，从“追记”原文来看，毛泽东的这几句话一气呵成，中间不曾有过中断。由此可以断定，即使毛泽东确实说过这句话，也只能是在“集体谈话”阶段说的，有其它人在场，而不是与彭德怀单独谈话时说的。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当年谈话的亲历者，都从未证明过毛泽东说过这句话！尤其是邓小平、彭真，他们可是为彭德怀平反的重要推手！如果毛泽东说过这句话，岂不是对彭德平反的重要依据？他们怎么可能缄口不言？
三、彭德怀所“追记”的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有些与事实有出入。在“追记”中，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彭德怀应是“三线”建设的“二把手”，排名在程子华之前。但事实上，彭德怀只是担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的第三副总指挥，排名在常务副总指挥程子华（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副总指挥阎秀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之后。而且，据另一个副指挥长，时任华东局国防工办副主任的钱敏在《我亲身经历的西南三线建设》中的回忆，彭德怀上任后，其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没有管具体的实际工作。显然，这样的排名，这样的工作安排，很难让毛泽东说出“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这样的话来，遑论对彭德怀还抱有“搞出些名堂来”的厚望。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将彭德怀派往西南工作，应该把它放在毛泽东此时正在准备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棋盘”中来分析。当然，这个看法是否准确，另当别论。
那么，彭德怀为什么要如此“追记”呢？大多数人认为，这可能是彭德怀记忆不准确所致，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彭德怀的一种“斗争策略”。笔者虽然并不赞同后面一种说法，但愿意将其作为一种观点在这里介绍给大家：
毛泽东在庐山上对彭德怀的“误会”，并不在于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也不在于信的内容，而是对彭德怀写信的动机和目的产生了“误解”。或许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彭德怀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和毛泽东交流的时候并不多，汇报也不够。据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十年里只给他打了九个电话！这或许也是毛泽东曾当面对彭德怀说：“你是恨死了我的”的依据之一。再加上彭德怀是一员武将，平时很少动笔，一下写出个“万言书”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1959年7月31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就此质问过彭德怀：“历史上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来没有写过信，这次为什么要上万言书？”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彭德怀写这么长一封信的不理解。彭德怀也坦承：“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也全烧了”。所以，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不惜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下洋洋万言的“意见书”的行为很“反常”。在林彪发言时，毛泽东更是插话“直言”：“（你的目的是）挂一笔账，你们（指毛泽东一方）错了。有此一信（为证）”。指责彭德怀有以此“秋后算账”之意。林彪也“火上添油”：“如果能够发表，就用以争取群众，否则就存档留存”。这虽然是林彪的污蔑，但也反映了某些人对彭德怀心态的胡乱揣摩。
正如“疑邻窃斧”一样，既然毛泽东对彭德怀有了“误解”，那么，有些问题自然就解释不清，“剪不断，理还乱”了。在1959年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不同意对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毛泽东便说：“你散布空气，说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九个月，批判了九个月。你们所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周恩来也说：“你的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他们的意见很明确：彭德怀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中央早已经发现了，并且正在采取措施解决，可彭德怀却仍然“纠缠不休”，只提问题，不提出解决的方法，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而从彭德怀此后的一系列“申诉”来看，他也并没有对毛泽东等人的误解进行正面回应和辩解，而是继续“纠结”于工作中的确存在的那些“问题”，没有“对症”。可以说，双方是“各吹各的号”，说的不是一回事。所以，彭德怀的“申诉”不仅没有解开毛泽东等人心中的“疙瘩”，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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